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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选择

1999-02-15 来源:光明日报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中山大学校长 王(王旬)章 我有话说

中国致公党中央与光明日报联合举办的“关于海外留学人员”的讨论引起各个方面的关注。我想借这个机会与海外留学人员谈谈自己的心里话。

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14岁时独自回国求学。1980年,我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84年,我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病毒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到中山大学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从讲师、教授到博士生导师,从研究中心副主任到校长,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奖等,1991年被国家教委与国家人事部授予“全国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称号,1994年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劳动模范”称号,199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我34岁成为广东最年轻的副教授;39岁成为广东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43岁成为中山大学最年轻的学院院长;44岁成为全国重点大学最年轻的校长……有人羡慕我的成功,但我把这归结于,面对机遇,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息息相关。越是在异国他乡,这种感觉越是深切。有一首名叫《绿叶对根的情意》的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非常贴切地比喻了我们留学人员与祖国的关系,就像绿叶与根的关系一样。从宏观上看,个人的成败荣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翻开中国近代史,一批批志士仁人跨出国门,负笈海外,大多都是为了国家的复兴。尽管每一代留学生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不同,所肩负的报国使命的内涵亦不尽相同。但爱国家、爱民族的主线是一脉相承的。

江泽民主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这预示着科技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我认为,追赶知识经济时代,既是祖国人民的紧迫任务,也是海外学人责无旁贷的报国使命。海外学人大多身处知识经济发展的前沿,熟悉中西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是我国的留学生工作方针。多年来留学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特别是在鼓励、支持留学人员报效祖国方面。一些留学人员在攻读学位、参加博士后研究工作以后,在国外有了稳定的职业,事业上取得很大成就,成为推动和发展所在国与中国进行科研等国际合作的桥梁。他们造诣越深,越是关注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科技事业的发展,越渴望报答祖国的培育之恩。我们国家也特别注重为留学人员回国或为国服务提供舞台。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除了欢迎中国留学人员和国内科学家合作,联手申请经费外,最近几年又陆续推出“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专项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鼓励、支持留学人员回国参加短期或长期研究工作。实施资助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专项基金以来,受资助的海外学者又创造了一种为国服务新模式——“两个基地”模式。留学人员国外有一个研究基地,国内也有一个研究基地,他们在两个基地同时开展研究工作,带动中外学者的互访。这种国内为一端、国外为一端,开展同一研究内容的合作研究与交流模式,有效地把国内、国外研究工作结合起来,把科研和育人结合起来,把基地性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做到了信息快速交流,人员双向流动,使中外基地优势互补,促使我国的科研工作在高水平上与国际接轨。

留学人员长期身居海外,环境千差万别,想法各异,是十分自然的。我从不认为不回国就是不爱国。有的已经在居留国成功地开拓了事业,仍想继续发展,为了回国而放弃事业,还不如不回国。有的考虑到科研条件、生活待遇、子女教育、人际关系等诸多问题,想等待时机,暂不回国,都是可以理解和体谅的。

当然,回国也将面临一场考验。即面对艰苦环境与不被理解的考验。准备回国干一番事业的留学人员,一定要认识到国内、国外的差别,更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回国后发展的道路也不会是笔直和平坦的,但困难不是不能克服的。从国外回到国内,首先是心理上要有个适应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选择回国也就选择了奉献。将个人事业融入于民族大业,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更紧密地拴在一起。

记得我学成归国时也曾有顾虑,但刚到广州火车站便得知,我已被任命为中山大学生物工程教研室副主任。之后我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基金以及国家“八六三”高科技等项目。我当初最怕闲着没事做,可回来后发觉,事情总也干不完。

人生的十字路口总得有个抉择,不管选择哪个方向,都必须根据自身的状况,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决定自己的取舍。我认为评价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最重要的依据还是衡量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我们留学人员,只要找准位置,辛勤努力,最终总会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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